视角｜诺诚健华董事长兼CEO崔霁松：摸着石头过河，创业公司没有试错的机会

段静远/文

9月8日，诺诚健华在港交所公告称，将以发行价格每股11.03元发行2.65亿股人民币股份。市场又迎来一家“H＋A”的创新生物医药公司。

国内药政改革、港股18A设立、科创板设立第五套标准，国内的医药创新领域风起云涌。而在这一波大浪潮之前，国内已经有一批科学家回国，开始创立biotech公司，其中，诺诚健华在2015年成立，实际上，梳理诺诚健华发展的时间表，从2015年创立到现在，仅有7年时间，论及发展时间，即便是在一众创办仅有十年上下的biotech企业中也算是个年轻的，但是在过去7年时间里，诺诚健华的步伐却很紧凑，2021年7月，诺诚健华与Biogen达成合作协议，license-out还在临床阶段自免适应症的产品；5年时间将第一款新药奥布替尼推到上市阶段。在资本市场上，在2020年，诺诚健华港交所敲钟，比计划初登资本市场的时间点提前两年，而在今年，诺诚健华再登陆科创板，即将实现两地上市。

相较于发展时间并不算长的诺诚健华，崔霁松的过往经历却很有厚度，经历了从跨国公司到biotech的转变，从新药研发服务到创新药物创制的跳跃，从负责研发到兼备管理再到负责公司全面运营的跨越，但是她提到，在诺诚健华遇到的困难是之前所有职业经历的总和。

实际上，这是国内众多biotech公司当年共同面对的境况，因为国内尚未有可以参照或是复制的模板，每一步都得“摸着石头过河”。“公司发展到今天走过7年时间，这中间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行业的快速发展时不我待，要走准每一步”，崔霁松向经济资讯感叹道。

在采访中，崔霁松多次强调了低调务实是公司的风格。“我们一直在强调，要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按照我们自己预想的轨道向前发展，公司的特质是低调的，不能忘记初心，要把公司做好，为病人提供好药。”

实际上，近几年行业经历大起大落，热钱涌入、市场青睐时，行业风光无两，企业故事讲的好总有人埋单，而随着市场回调，行业降温，更加考验企业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伴随着这一轮的市场预期回调，也为医药行业重新洗牌，市场空间有限，优胜劣汰才会符合行业发展的规律，而在潮起潮落之间，曾经稳扎稳打的公司才能继续沿着既定的路线发展下去。

上市作为公司发展中一次重要考试和里程碑，近段时间，临近公司科创板IPO，崔霁松日程的紧张程度加倍，采访中，她分享了这段时间的时间表，24小时的时间被精细分割，在不同角色之间连续转换，除去跟进日常研发临床、商业化等的业务进展、财报季的业绩情况，对于目前重要的上市进展的每个细节都很关心。

即便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市场波动，崔霁松坦言“这次科创板IPO是一次战略融资”。“这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融资，我们做了很多战略考量，所以选择回到内地市场实现‘H+A’”，崔霁松谈到，“随着市场充分了解公司的价值，我们相信市场还会再涨起来。”

日前，经济资讯深度对话诺诚健华董事长兼CEO崔霁松，借此次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契机，从诺诚健华的创立故事聊起，回顾公司自成立7年时间里数个时间节点。而一家公司的发展伴随着行业的涨潮，而在行业趋于冷静和理性回归的时候，复盘公司在关键时点的选择与表现，或能寻找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诺诚健华董事长兼CEO崔霁松

“我们是幸运的，赶上行业的红利期”

经济资讯：诺诚健华作为医药领域的“明星公司”，最早被市场熟知，其中一个原因是创始团队，由新药开发专家兼拥有丰富经验的企业管理者崔霁松博士和知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联合创立。双方怎么相识的，又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决定一起创业？

崔霁松：在山东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研究，在获得普渡大学分子生物系博士学位并完成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入职默沙东（Merck）公司担任项目负责人，工作十四年时间。后来我加入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是一个推动中美医药行业在学术交流及商业合作等方面加强交流的组织，曾担任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第17任主席及SAPA中国主席，也是SAPA首位女主席。

由于默沙东和普林斯顿都在新泽西州，我在SAPA担任会长期间曾邀请施一公在SAPA国际会议上做主题演讲，促进中美医药界交流。

2010年底结束在SAPA的工作后，我开始思考回国工作，尽管在美国已经生活工作二十余年时间，但是看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刚刚开始发展，需要更多海归人才支持，我希望能为国内的医药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和在国外相比，回国后可以有更大的舞台。

于是，我决定回国，加入了PPD旗下保诺科技（BioDuro），一家CRO公司，在那期间担任总经理及首席科学官，同时负责科学研究和公司运营管理。也是在这段时间，保诺科技希望与清华开展合作，我和施一公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交流，我们一直在思考和讨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多大的范围内，可以为中国的生物医药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5年是一个契机，当年保诺科技被剥离，我和公司的一批科学家都面临两个选择，是在公司继续CRO领域工作，还是选择创业进入新药创制领域，彼时我们的一个判断是做新药比做服务更能直接参与到医药领域。于是，这一年，我和施一公联合创办了诺诚健华。

作为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当团队研发中遇到科学技术难题时，施一公会给予指导，也会介绍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和人才，一起解决问题。而公司的管理运营，从研发到临床、从生产到商业化，以及具体的项目执行等都是我来负责，在关键事情上我们也会经常商量。。

经济资讯：随着国内药政改革推进落地，创新研发形成浪潮，您提到在2011年前后回国，2015年创立诺诚健华，彼时国内生物制药大环境如何？

崔霁松：在我刚回国时，国内几乎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产品，多是仿制药，而在前后那几年里，一批biotech企业开始萌芽，但是发展缓慢，我们创建诺诚健华的2015年，彼时国内的生物制药环境开始出现转机，尤其是44号文发布，药政改革加速落地，国内的创新环境好起来。

时代造就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是因为有药政改革、港交所18A允许未盈利公司上市、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产业改革和资本开放共同推动行业的进步和发展，人才回流、资本进入，市场热度起来。我们是幸运的，赶上了行业的红利期。

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我们把产品成功推上市，还有十几个临床项目正在推进中，在两年半之前，我们登陆港交所，在接下来又将会在科创板上市，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

经济资讯：您此前曾经表达，在诺诚健华遇到的困难是之前所有职业经历的总和，创业的难点是什么呢？是身份的转变，从事领域的变化，……？

崔霁松：尽管在保诺科技期间，我在负责科学研发之外，也负责企业管理，但不同于CRO公司面对的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为制药公司做好临床前研发服务，一家新药创制公司，需要综合考虑研发、临床、生产、商业化等不同环节的事情，不仅要完成每个环节的工作，还需要宏观把握怎么降低风险更低、提高效率。

新药创制的工作量非常大，以往在跨国药企每个人需要负责的是这一长链条中的某个环节，我过去在默沙东公司担任项目负责人，负责临床前到临床2期的开发工作，实则链条并不短，但是现在要统筹新药创制全链条各个环节的工作，难度非常大。

但是，从临床到生产再到商业化，很多环节都是初次接触，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跨国药企，一个团队共同解决的问题，放在biotech公司，就可能落在一个人身上，工作难度非常大。甚至在建立商业化团队时，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明确了商业化的各个功能后，再对应每个位置上招聘合适的人才。

公司发展到今天走过7年时间，这中间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行业的快速发展也是时不我待，要走准每一步就需要快速学习，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没有试错的机会，一步走错，就有可能把资金用光，接下去就没有机会了。

“经过寒冬，有科技内核的公司可以挺过来”

经济资讯：在2020年3月港股上市之后，在2021年底公司账上现金还有超50亿元，此次登陆科创板的考量是什么？

崔霁松：科创板上市，融资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融资的用途有很多，比如研发平台升级、项目推进，营销网络升级等。此外，目前公司和项目的估值普遍偏低，碰到合适的项目可以适时引进，对于公司的发展和成长都是很好的机会。

在港交所上市的时候，公司的临床项目比较少，现在临床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国际试验的开展，未来三年的资金需求会越来越高，有一定的资金储备可以支持公司持续研发和产品上市。

但是，更加关键的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公司，有很多产品在国内上市，所以我们希望让更多内地的机构和股民了解诺诚健华。同时可以参与到公司发展中中，享受公司发展的红利，在公司内部，也考虑到员工股权激励等，所以我们决定要在科创板上市。

经济资讯：2020年3月，诺诚健华在港交所挂牌，当时募资约26亿港元，本轮还是能够实现30-40亿人民币，几乎翻倍，在当前资本寒冬下，对于这个募资规模满意么？由于整个港股、A股都处于股价下行，估值低位的状态，现在是不是融资的最好时点？

崔霁松：公司股价的波动并不仅仅取决于公司的基本面，还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去年到现在，是公司发展最好的阶段，但是体现在港股股价上，依然受到了很大影响。如果后续实现较好的增长也可以实现不错的市场回报，我们还是要以动态发展的视角来看待。

以前国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领先的创新制药公司，业界对新药创制的理解也不清晰。新药研发与创制有很大的风险，真正的创新公司要有内核，有自己的技术壁垒，有自己专业能力。“做世界级的生物医药公司”，不是喊口号就能实现的，要有合理的计划和策略，踏实走稳每一步。

前几年，市场过热，我认为经过这轮调整，大家会更明白创新的风险与价值，市场或许可以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只有无谓的竞争，那是对资源的浪费。经过寒冬，有自己内核的公司挺过来了，有些则会变为行业发展的养料，生存下来的公司，等待市场回归后，可以有序的向前发展。

行业早期会出现一定的无序生长，不管是投资人亦或是公司创始人，谁也不想经历失败，但实际上，成熟医药市场biotech公司的成功率小于10%，调整未必是坏事，我们对行业的发展是有信心的，无论是盛夏还是寒冬，我们都会顺着既定方向继续向前推进。

经济资讯：此前有多位投资人、分析师曾向经济资讯指出，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已经上市的“明星biotech企业”市值缩水，这些风向标的存在让等待上市的企业估值成为难题，在您近期与投资人的沟通中，市场上对biotech公司的衡量标准和估值定价是怎样的？

崔霁松：作为创新,在港股市场之外，科创板也为未盈利的创新制药公司开放大门，但是估值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只有市场对这个行业有更好的了解，才能给出合理的估值，这也促进了内地市场更好的学习和理解创新制药领域。

一些投资者指出，对创新生物制药企业的估值不能简单的依据市盈率计算，更需要判断未来5-10年公司能为投资人带来什么回报。作为创新药企，我们更关注自身发展，公司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管线，未来随着时间的发展还会有一些项目实现国际化。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和高效执行力。我们也希望投资者多了解我们，真正看到我们的创新价值。

“动态调整产品优先级，关注试验数据与竞争环境”

经济资讯：公司成立仅五年就将第一款产品推入市场，奥布替尼上市前，市场上已经有几家的BTK抑制剂，且适应症均是在血液瘤领域。

奥布替尼初始就想要瞄准自免领域，17年的时候奥布替尼拿到IND批件，主要定位的适应症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类风湿关节炎，但最早拿下的适应症也是在血液瘤领域。当初为何会改道肿瘤领域？自免的推进有何难点？

崔霁松： 我们是按照自身免疫性疾病对于药物安全性的要求开发选择性高的BTK抑制剂奥布替尼。BTK靶点既可以开发治疗肿瘤也可以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当时的情况是国内淋巴瘤医疗需求急迫，国内只有一款进口药物伊布替尼，我们希望加速临床试验尽早让奥布替尼获批上市，实现国产替代，满足更多患者的急需的医疗需求。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全力推进奥布替尼在自免领域的临床开发。

在自免领域，临床试验周期长、注册研究患者数量大，投资额高。作为创业公司，如果7、8年内都没有产品上市，甚至药物的POC（概念验证）都没有实现，一些投资人会没有信心和耐心继续等下去，会影响后续的融资和上市。

我们现在正在深耕自免领域，加速推进多个管线的临床开发，在诸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银屑病等多个具有很大市场需求的疾病领域，致力于开发出更多创新药物。

经济资讯：公司拥有2款已获批上市药物及16款临床及临床前在研新药，如何看待公司的研发效率？此前在确定做奥布替尼之后，公司集中最好的资源和最优秀的团队扑在这个项目上，目前围绕奥布替尼这款药物仍在深挖，集中资源推进一款产品，和多项目同时推进分散风险，如何选择？

崔霁松：每两个月我们都要对管线中的项目进行排名，对于重点的项目会匹配更多的公司资源，特别是一些进入注册性研究阶段的项目，会加速推进，而对于一般性的项目，当探索性研究得到较好的临床数据时，我们再加大资源投入，这样动态调整的标准是临床试验的结果和外部的竞争态势。

如果一个药物分子可以拓展多个适应症，这是优先选择。一款药物对首个上市的适应症要求非常高，包括了动物毒理试验、机理研究、药学研究等大量支持性研究，大约八成的药物没得到获批是因为药学阶段没有通过。后续拓展适应症，药学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安全性数据得到积累，风险性会小很多。

但是，并不是所有药物都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要考验靶点选择的水平。

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可以自主的精挑细选靶点、化合物，而且成本可控，同时拥有全球权利。当然，也意味着需要承担药物研发的长周期和风险。合作引进可以作为补充，丰富管线中的产品，同时与自有产品产生联合效应。

经济资讯：将奥布替尼license-out给Biogen，该交易创造了国产小分子创新药License-out预付款的纪录。我们梳理国内的多家未盈利的biotech公司，发现在较早阶段能够实现License-out，是企业自我造血的一个较好的路径。BD还会继续么？

崔霁松：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选择。现阶段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全球大三期临床试验花费的资金非常多，现阶段最佳的选择还是要有合作伙伴，这样风险可控，也可以在不同里程碑节点上收获付款收入。等到未来经过3-5年的发展，我们具备了更大的实力，也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目前，我们仍在观察机会，好的BD需要产品本身有强有力的试验数据作为支撑，如果单纯是为了现金流，廉价卖掉一个产品的权益，对我们并没有太大意义。BD项目需要双方商议很长时间，不到最后签约都很难说是落定了。未来我们积极寻求更多License-out的deal。

经济资讯：除却license-out外，公司也在通过license-in的方式拓展产品线。日前从Incyte公司引进CD19抗体Tafasitamab，在博鳌乐城率先落地。如何看待乐城模式在创新药物引进过程中的加速作用？

崔霁松：通过博鳌乐城先行先试，国内可以很快用到已在海外获批而未在国内上市的新药，另一方面，通过先行先试的通道，可以积累更多的真实世界的数据。作为一款很少有国内病人数据的新药，在合作引进后落地博鳌乐城，我们在使用时也非常谨慎，在首例患者使用后，经历了多个月的观察，之后才应用在第二、第三个或者更多患者身上。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观察和积累药品特性，以及在中国患者群体中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