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线城市生活，拿一线城市工资，是种怎样的体验？

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的强绑定

如果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数字游民”这四个字，会发现很多“视频搬运工”，用着不是很流畅的机翻，打出“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标题。

“数字游民”正在成为新一代流量密码。这不正是令人垂涎“数字时代”吗？

在有网络就能完成绝大部分工作的现在，只要带着生活必需品，背上电脑，找个有桌有椅有Wi-Fi的地方，你就可以把自己定义为“数字游民”。

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挤进这个圈子，并不容易。

要过上这种“被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Jarod，国内首个以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为主题的中文自媒体“数字游民部落”的创始人，在他分享的路线图上标注着——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的强绑定。

既然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何不选择在生活成本低的地方生活，从而实现"地理套利"呢？大部分数字游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比如说你赚美元，但是你在巴厘岛生活，你和别人赚一样的工资，你的生活成本就非常得低，生活质量和相对收入就非常得高。”数字游民指北主理人Yeye这样解释。

2018年，Yeye选择裸辞去南美旅居8个月。辞职后，她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一份线上口语老师的兼职，以及远程课程开发的工作，每个月保证3-5千RMB的入账。

背包客Yeye，图源受访者

因为时差，她的大部分工作只需要集中在早上或者晚上去完成，每天工作3-4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发呆、找吃的、出去玩。

时间自由的优越性也显示出来了。比如当她想去一个海岛，就会背上背包，带着电脑，去附近的海岛待个7天，“当地人怎么去我就怎么去，因为我有时间，我耗得起，不会挑3天还是2天所谓的假期专门去海岛。”数字游民从来不需要休假，因为哪怕是工作时间，他们都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起初，Yeye更换旅居目的地的频率在1个月。前段时间，Yeye和同为数字游民的男朋友一起买了辆车，两个人搬家的频率也因此降下来，“3、4个月一次微搬家对我们来说还算承担得起，但让我们每个月都搬一次，我们就有点懒了。”

喜欢高频移动的，大多是新晋数字游民。

在寻找自己的舒适区，或者满足自己不停更换目的地的新鲜感。而等到风景都看过，他们就会进入另一个状态——深度探索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并定居下来。

Jarod已经进入了这个新状态。

2015年刚成为数字游民时，Jarod也喜欢把去过的国家数量放在嘴边炫耀。比如他曾用4天时间从泰国途径马来西亚吉隆坡到巴厘岛，也曾用42天游历中欧四国。

Jarod和太太在危地马拉Acatenango火山，图源受访者

直到一年后，Jarod在马来西亚婆罗洲遇到了一位奥地利人，他们一起参加river cruise。奥地利人和Jarod说自己在过去10年里14次来到这里看野生人猿，以至于人猿保护中心的每一头人猿他都能记得名字。

这让Jarod印象深刻，他也意识到自己对数字游民的认识还是不够。数字游民除了“能真正实现地域不受限”，还要“有足够的时间、经历和物质财富去真正地、慢节奏地体验一个你喜欢的地方。”Jarod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

于是，每3个月的城市更迭开始无法让Jarod感到满足了。他觉得太折腾，“因为你每换一个地方，需要很长时间去找自己的舒适地，去搭建自己的工作环境，去寻找当地一些好玩的、好吃的，这都需要时间。”

但对于数字游民来说，如果想一次性在一个目的地超过半年，或许只能是有心无力。很少有国家的旅行签证可以超过半年，所以大部分数字游民都会被迫因为政策的原因移动，被签证所“牵制”。

虽说很多国家看到了数字游民的趋势，推出了针对数字游民的签证，比如爱沙尼亚共和国，葡萄牙（叫做D7签证），土耳其等，均放宽了数字游民在当地的旅居时间。但他们还是会模糊地在条款里表示，“如果在我们国家呆了超过180天，你就是税务居民，有义务向国家缴税。”要知道，大部分数字游民的收入都来自于海外，并没有向旅居地缴税的义务。

所以如果某个目的地很合Jarod的心意，他的解决办法是，待满3个月或是半年，等签证到期离开一段日子后再回来。

选择自由，意味着接受不稳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真正的数字游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数字游民。

丸子里里与数字游民结缘于一篇关于麦德林的文章。

麦德林是西半球最大的数字游民据点城市，这里物价低廉、气候温和，不失为一座适合旅居的城市。 而在上世纪8、90年代，这座城市还是一个毒枭王国，被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2018年，来到这座“危险”城市的丸子里里和自己的房东来了一次问答采访，希望大家能对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产生全新的认识。也正是这篇文章，Jarod联系到了丸子里里，邀请她进去自己的数字游民社群。

那是丸子里里第一次接触到“数字游民”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她总是处在一种身份焦虑中，“我一直在自己琢磨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做代购，远程帮别人写稿，做公众号运营，以及艺术品买手。但很尴尬，每当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很难回答，我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

在Jarod的介绍下，丸子里里得知这种“收入不受任何地理位置的影响”的生活方式，她找到了新的归属感，从那以后，每次自我介绍，她都会说自己是数字游民，“因为这样大家会比较好理解”，她也不再需要浪费口舌去讲自己的工作是怎样运行的。

丸子里里在大理，图源受访者

而小丁成为一名数字游民，更是在意料之外。

他是一位UI设计师，2019年以前在一家大厂工作。日均996，每天和固定的公司与团队一起合作，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他想要“停下来，重新相信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

小丁和女朋友小潘刚在一起时，就约定好一起去南美旅行。2019年，俩人结婚了，决定干脆一起辞职，去南美蜜月旅行。

他们对比日常在上海的月均开销，计算了大概的支出，带着存款就踏上了旅程， “至少可以保证我们两年以上的生活是不用愁的。”

买了辆92年的福特皮卡，俩人打算从洛杉矶起步，用1年的时间一路向南，探索南美这片神秘的国度。他们还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以“游牧夫妻”的ID开了个账号，打算记录下365天的生活。

旅途总是带着未知与冒险的。2020年5月，因为疫情，小丁和小潘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上。看着银行卡里的金额与日俱减，小丁有些慌。但他和小潘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南美之旅，于是他们开启一边旅游一边工作的模式，“在网上找一些工作可以赚点钱，有收入会更心安一点。”

一切都在预料之外。小丁也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为数字游民，他甚至完全没有积累过客户群体。他尝试在网上的设计师接货平台寻找客户，但是这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客户不会经常有，我还比较挑。”小丁说。

小丁、小潘和皮卡，图源受访者

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要接受不稳定的收入。

数字游民的收入来源大体可以分为四类，自由职业、远程工作、线上投资与互联网创业。

2020年，Way开始尝试体验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起初，他打算通过内容创作养活自己，写公众号记录自己的数字游民生活。一个月下来，收入1713.14元，是他在互联网月薪的1/10。

这完全没有办法维持他在路上的开销，大部分支出还是都来自于他的20万存款。且产出的内容愈发同质化，Way也在记录的过程中错失了很多沿途的风景。他放弃了内容创业的想法，开启了长达4个月的摩托车旅行，从云南大理出发，先是回到了安徽，然后去往新疆、西藏。

旅程的最后一天，Way出了车祸，待伤势好转，今年1月，他又回到了大理——“国内走过这么多地方，对大理的印象还是比较好，一方面因为它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它会有一些类似于社区的感觉。”

Way和朋友在大理的村子里租了个房子，一起投资和研究Web3项目。在这一领域，他遇到的风险也不少，除了投资自带的风险属性，有时候还会遇到黑客攻击，造成财产损失。

Way在圣湖玛旁雍措，图源受访者

相比之下，互联网创业者Daniel的收入会更稳定一些，作为独立开发者，他开发的APP在全球总用户超过800万，每个月都能通过产品内的广告变现和应用内购拿到和一线大厂薪资相当的收入。在大理这座四线城市，Daniel的生活质量相较于之前在北京、深圳的生活，倒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被挑战的生活节奏，惬意之外的磕磕绊绊

2020年，成为数字游民1年后，Daniel与Yeye在大理古城西石门村合伙开了一家名为Dali Hub的共享办公空间。来这里办公的人也可以说得上是藏龙卧虎，谷歌的工程师，退休的独立开发者，网红博主，清华毕业生……

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位，也不需要通勤，只要有一台电脑，和稳定且高速的网络， 就可以在绿植的环绕和咖啡豆的香味中，开启工作模式，并且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相约来一场飞盘。

数字游民们在Dali hub的餐厅里办公，图源受访者

天气好时，走出共享办公空间，就会看到丰盈且饱满的云迎面扑来，阳光穿透云层，从苍山顶峰洒下，显得整个办公空间愈发光鲜亮丽。

但Daniel却很少主动邀请空间里的其他游民“要不要去爬苍山”或“要不要去看洱海”，他觉得这是游客会去观光的地方，而对于数字游民来说“苍山洱海”就只是一个日常的生活环境。他更多会提议其他伙伴们“要不要去徒步”或是“要不要去玩滑板”。

去年，Daniel发起了一项“浪游计划”，10余个数字游民一起开着房车，历时4个月，从大理到西双版纳，到昆明、贵州、重庆、成都、甘南、西宁、张掖嘉峪关，最后抵达敦煌。当然这并不只是单纯的房车旅行，周一到周五大家还会一起工作。

听起来惬意，但每周都会变化的环境确实还是会挑战个人的生活节奏。 这种感觉就像频繁地出差，第一次会觉得新鲜，等到出差频率逐渐增加，工作的效率与热情也会随之降低。

长时间的漂泊也会无形中带来一些安全感的缺失。这种缺失首先表现在租房上。有时候，丸子里里会面临“住着住着，老板突然说自己不干了，马上需要我搬家”的境地。她也很难像长期定居的年轻人一样，一次性可以办一年的健身卡。

每更换一个目的地，丸子里里都要经历割舍-建立新的链接-再割舍的过程。她没有固定的朋友圈，也没有很熟悉的地方，长此以往，“会有的时刻觉得没有安全感。”

今年年初，小丁和小潘一起来到了亚马逊雨林，住在一个嬉皮社区。那里异常偏僻、原始且落后，除了闷热、蚊虫多这些尚可以忍受的问题，还要面临着露天厕所与露天浴室，以及没有电没有网等超出想象的生存环境。小丁当时就崩溃了，“作为网络数字工作者，竟然去没有网络没有电的地方生活？”

小丁和小潘试图用手机开热点，也找到社区里的其他邻居借太阳能充电，却还是无法完全解决网和电的问题。

网络始终是数字游民选择目的地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无奈，俩人在社区里呆了一周，就离开了这里，回到了伊基托斯。

伊基托斯，秘鲁亚马逊丛林地区的城市，被小丁奉为全球最吵的城市之一，“到处都是摩托车，工作起来并不舒服。”小丁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其他住在嬉皮社区的人都在好好享受生活，但我们却是带着工作去的，玩也玩不好，工作也工作不好。”

小丁和小潘在嬉皮社区，图源受访者

疫情的出现，更是加重了数字游民旅居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2022年初，Jarod的申根签证即将到期，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申请临时居留许可，继续留在波兰，二是更换目的地。

考虑到居留许可需要漫长的等待，Jarod决定去土耳其这个“疫情入境管制并不是特别严格”的国家。他也试图去寻找一个回国的窗口，可看着窗口却越来越小，回国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从土耳其回国，它只允许直飞，一张机票大概得7、8万人民币，再加上前期的隔离和检测，各种成本加起来，都够我和太太在土耳其生活两年了。”Jarod只能放弃了回国的念头。

Way本也打算今年从东南亚出境走一圈，现在的他只能呆在大理的村子里，在这个被他称作“基地”的地方，学习Web3。

稳定才是最大的不稳定，以及养育孩子的另一种可能

随着远程办公形式的普及与推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对"数字游民"这一名词有所耳闻。

Jarod的付费社群近期迎来了一位新粉丝，他在群里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为什么不聊虚拟货币？”或许他把数字游民与数字货币的概念混淆了，后来Jarod告诉他可以选择“三天内无理由退款”。

社群名叫“数字游民知识星球”，是国内第一个数字游民社群，却只有1400人，分享着在数字游民道路上的见闻。

这个圈子小到什么程度？比如，我无意间发现，跟我聊过的几位数字游民，彼此相识，甚至某三位曾在旅途过程中有过一面之缘。

Yeye也曾观察过国内的数字游民群体——大概有2、30人会在自媒体上讲数字游民的故事，而现实中认识的数字游民朋友，应该也就100号人，“实在是太渺小了”。

毕竟大部分年轻人都不敢轻易放弃稳定的工作，以不确定性为代价，追求自由的生活。而Yeye和她的数字游民朋友们却说，“稳定才是最大的不稳定”。

Yeye和数字游民朋友，图源受访者

Way也是如此。他曾在央企工作过，可这段工作经历却让他觉得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并不是真正的稳定——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稳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去内卷、竞争这些岗位。可哪怕他们进去了，还是会有相当一大部分会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获得了传统意义上的稳定，但他内心极不稳定，极不满足。”

Jarod举了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份工作，每个月可以稳定地给你2万人民币，还有一份工作，可能你一个月只能赚1万人民币，但是工作内容完全是通过你自己做的渠道来赚，而且你永远不会被别人开掉，这时候你会选择A还是选择B？很多人会选择A，Jarod说，因为他们觉得2万比1万多。

在Jarod看来，这些人是被消费主义绑架了，或者被传统思维锁定了。“比如他们觉得一定要买一套房子，一定要买一套学区房给自己的孩子，有些人甚至会沾沾自喜觉得我的房子升值了这么多，但是他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房子升值多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

大部分数字游民对学区房并没有执念，他们甚至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过上“游动”的生活。Jarod就有一位数字游民朋友，每年在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之间做钟摆式的旅行，每到一处，就把孩子扔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去上学，Jarod认为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孩子的英语肯定是没问题”。

小丁也在旅居的过程中，看到了养育孩子的另一种可能。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房车旅行的家庭，“他们普遍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认为‘旅行就是最好的学校’，并且会身体力行地自己作为老师，言传身教。”小丁分享到。

这种教育方式被数字游民称作home schooling，“但这样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孩子在社交上面的障碍，未来这些东西都是值得考虑的，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好的解法。”Jarod承认这是数字游民需要面临的现实挑战。

今年3月，小丁和小潘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乌斯怀亚，长达两年五个月的南美之旅也来到了尾声。在这880天里，小丁发现“其实世界上有好多种不同人，他有过很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能他们也面临很多挑战，但是都很有意思。”

比如被困在小镇里的那段时间，他发现那里没有入驻任何商业品牌，大街上也看不到任何广告牌，“苹果广告没有，服装广告没有，没人告诉你要买新手机，没人告诉你要名牌衣服”，小镇里的每个人都穿着二手服装，很多人头上在留个脏辫，“穿的都非常好看，打扮的花里胡哨的，但是还很便宜”。

于是小丁也开始穿二手衣服，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一件。要知道，成为数字游民前，小丁买衣服都得是名牌，低于1000块的他是不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太low了。”

有时候，小丁和小潘想要发泄一下自己的消费欲，就会去找一家好吃的餐厅吃饭，或是去一家精酿酒吧喝酒，最多也只需要花费一百块。

小丁才意识到，“原来真的存在一个既可以生活得很舒服，不需要花很多钱，又可以极其丰富文化体验的地方。”

前段时间，新加坡一家公司给小丁发来了面试邀请。看了岗位的面试要求，小丁又回想起了以前在公司坐班的日子，确实工资很稳定，也可以存钱。但是天天那么加班，身体肯定不好了，存的钱最后还不是拿去看病吗？“在公司打工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就算你给什么东西我也不想回去。”小丁说。

他觉得自己不会跳回那种在公司的状态，理想的状态是，和小潘在世界上找一个地方，能够一直待下来。一半时间在国外，一半时间在国内和朋友、家人在一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杨小彤、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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